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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訪問-婁燁(轉)
本報記者 陳炯 發自北京
“我很希望也很滿足我的電影能夠成為豐富多彩的中國電影中的一種顏色。”目前正在法國為送展的《春風沉醉的夜晚》(Spring Fever)做後期的婁燁,於忙碌之中接受了時代週報的專訪,這是他在近期接受的唯一一家中文媒體的採訪,15個問題的電子郵件,他足足回答了近4000字。
作為被譽為“大師雲集”的第62屆戛納電影節裏唯一一個來自中國內地的導演,婁燁首度透露了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的相關細節,同時否認了之前媒體對他“戛納系”電影人的定位:“戛納和世界電影業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使得揣測優勢成為一種沒有意義的事情。”面對電影創作的現狀,在國外的報導裏仍頂著“被禁導演”稱呼的婁燁,並沒有想像中的抱怨,更多的是平心靜氣的鼓勵:“好的電影只有在自由自然的情況下才能夠產生……要相信我們的觀眾,不要害怕電影。”
談新片:
性是自由人不可缺少的一面
時代週報:這個電影的產生有怎樣的故事?
婁燁:靈感來自於一篇1923年的郁達夫的短篇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從故事本身來說,影片的兩個男主人公在一個昏暗的傍晚,可能是在做愛之後,讀郁達夫文集的其中一篇,這可能是影片和小說之間的唯一的實際的聯繫。但是這個聯繫是非常重要的。
在與編劇梅峰一起為《春風沉醉的夜晚》(SPRING FEVER)工作的時候,我們經常聊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的一些作家和文人,當時的文化狀況,以及與現在的關係,從中我們慢慢發現了某種“我們的前身”和“我們的來源”的東西,就是今天我們的很多所思所想其實並不是所謂突然出現的,也不孤立,它是很自然的屬於一個歷史的線索裏面的,這個歷史線索其實一直存在在那裏,只是經常被壓制,剪斷,掩蓋,或是曲解,那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個人的”傳統,而不是“群體的”傳統。我們發現,這個傳統一直在傳遞著一種比較溫暖的人性的資訊。從這個角度,《春風沉醉的夜晚》可以說是一次向這個傳統學習的功課。
時代週報:無論電影名字還是海報都讓人感覺到這又是一部關於愛情和情欲主題的電影,相比之前的電影,《春風沉醉的夜晚》裏又將呈現愛情與情欲哪一面?
婁燁:我們試圖呈現的是人的自然的和自由的一面。
時代週報:從現在透露極少的劇情裏,電影中的“性”的部分也很重,為什麼?這又是如《頤和園》一樣“通過性來表現愛情”麼?
婁燁:我沒有什麼固定的方式,性是自由的和自然的人的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
時代週報:為什麼選擇譚卓做女主角?她長得很像郝蕾?
婁燁:選擇譚卓是因為她最接近我對劇本中的那個女孩子的想像,我從她身上看到了那個人物的內在精神和外在的影子,同時還因為她也與以前的周迅、章子怡、郝蕾一樣,是一個很優秀的女演員。另外,我喜歡隨心所欲的工作、拍片,只有我真的想拍這部電影我才會去拍,如果一個導演經常是為了完成什麼姐妹篇或者三部曲之類的東西工作,那挺沒意思的,我不喜歡。
時代週報:《春風沉醉的夜晚》這次作為愛情背景的是什麼?
婁燁:愛情本身。
時代週報:為什麼選擇南京這座城市拍攝?這個城市給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婁燁:我個人認為南京是一個處在中間地帶的城市,是“灰區”的城市。我的意思是在中國,南京不如北京政治,不如上海商業,不如深圳和香港開放,但它又比重慶溫和,比西部一些城市更進步,它是歷史上的六朝古都,也是郁達夫時代的首都,它與殘酷的中國近代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江南的位置使它具有某種文人氣質。我很喜歡。
時代週報:《春風沉醉的夜晚》和最早入圍戛納電影工作室計畫的《Bitch》之間有怎樣的差別和距離?
婁燁:《Bitch》是根據旅居巴黎的中國女作家劉捷的長篇小說改編的一部電影計畫,它在籌備過程中被選入2008年的戛納的“工作室計畫”單元(L'Atelier)。這個單元主要是幫助一些很有希望的電影項目,為他們提供融資和計畫發佈平臺,每個電影節都有這樣的項目,比如鹿特丹的Cinemart,Pusan電影節的PPP,以及香港的HAF等等。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電影行業內部平臺,與《春風沉醉的夜晚》沒有任何關係。這實際上是我的下一部電影,也是我的第一部外語片(法語片)。我們計畫在今年完成籌備,明年開始在巴黎拍攝。
談戛納:
為什麼需要戛納發現新面孔
時代週報:在戛納名單之前很久坊間就流傳《春風沉醉的夜晚》入圍戛納,導演確切知道入圍的消息是什麼時候?入圍戛納對海外發行的幫助是怎樣的?
婁燁:按照戛納慣例,確定入圍的影片會在公佈前幾天得到通知,但戛納有首發權。通常,入圍戛納對於國際發行非常有幫助。因為是獨立的比較藝術的電影,市場風險比較大,我們都是在影片開拍前就初步確定國際發行商,這樣我們大概會知道未來的影片會賣出多少錢,我們會在估計的銷售總額之內確定影片的預算。然後看這個預算是否能夠滿足製作的藝術要求,如果可以,我們會進行拍攝,如果還不夠,我們會繼續融資。一般都是這樣做的。這也是國際獨立製片的通行方式。
時代週報:有國際上的評論稱你是戛納系,無論資金來源還是電影賣片都“劍指戛納”,是否存在因為在專案籌拍運作時受到戛納的幫助,因此電影選片時也會有優勢?
婁燁:我不清楚“戛納系”是指什麼,作為一個以作者電影導演為中心的電影節,它自然有很長的一份作者導演名單。這個名單已經延續了60多年,幾乎涵蓋了整個世界電影史,我不知道我是否在這個名單裏面。從我的感受,我覺得戛納更像是一個電影的觀察者和發佈者,而不是資助者,它更接近一種行業性的“秋冬發佈會”。
它的複雜體系使得它和世界電影業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使得揣測優勢成為一種沒有意義的事情。任何電影節都是一種交流平臺,無論是鹿特丹(IFFR),上海電影節(SIFF),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CIFF)還是戛納都一樣,通過這個平臺不同的電影能夠找到適合它的不同的觀眾群。
時代週報:你對戛納電影節對中國導演的作用怎麼看?賈樟柯接受採訪時曾遺憾沒有更多的中國新導演進入國際頂尖電影節的視線,你是否也贊同這一說法?
婁燁:我的感覺,戛納一直在支援中國電影,從陳凱歌、張藝謀到王小帥、賈樟柯和我,都得到並且一直在獲得這樣的支援。同時也有很多新的面孔進入戛納,比如翁首鳴,比如陳濤、刁亦男,他們真的是非常優秀而年輕的中國導演,你如果看到他們的片子就會知道,另外在我的《春風沉醉的夜晚》裏面幾乎全是“新面孔”,我的攝影師曾劍,我的美術指導彭少穎、杜露希,他們都剛從電影學院畢業不久,是第一次獨立擔任長片的工作,他們都很優秀。我想新面孔不只應該是指導演,還有其他人,還有演員(秦昊和陳思成)。我覺得真正讓人遺憾的是我們為什麼需要戛納來發現新面孔,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自己發現新面孔,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戛納電影節。這是我們更應該遺憾的。
《時代週報》:本屆戛納主席曾在競賽名單出爐後發表講話說,電影未來發展的希望在亞洲和遠東,但是我們看到這次入圍的亞洲面孔又全是“熟臉”,如何看待這之間的差別?
婁燁:不要希望任何一個導演能夠代表一個國家和地區,任何一個導演只能夠代表他自己。我們應該以個人的視角去觀察,不要隨便代表一群人來表達,我個人認為這是作為一個電影導演的道德準則。至於“新意”,我覺得這與具體的影片有關,同樣一個導演可能在一個時間階段拍出傑作,但在另外的時間拍出爛片,這是很正常的。
談未來:
電影環境應該更寬鬆一些
時代週報:《春風沉醉的夜晚》之前,曾準備和中東作家合作的《Last Hour》是否已經完成?
婁燁:這個合作已經中斷了一些時候,因為我們各自在忙自己手邊的工作,另外也因為中東局勢更加的不穩定,但是我們會繼續工作,在耶路撒冷和拉馬拉拍攝一部電影一直是我長久以來的一個夢想。
時代週報:“地下—地上—地下”,有媒體曾這樣總結你的電影路線,如今從《春風沉醉的夜晚》來看,似乎在地下的路上越來越遠,這是情非得已還是銳意為之?當五年禁滿時,是否還會嘗試拍“地上”的影片?
婁燁:首先有一件事情是很簡單的,就是:其實一部電影本身是沒有“地上”、“地下”之分的。如果一部電影被稱之為“地上的”或“地下的”、肯定不是因為這部電影本身,而是因為電影以外的環境和體制。其次,我個人認為在情非得已和銳意為之的情況下絕不可能拍出好的電影。我認為好的電影只有在自由自然的情況下才能夠產生。
所以我覺得電影的環境應該更自由一些更寬鬆一些,要相信我們的觀眾,不要害怕電影。
時代週報:如同你的電影公司“夢工作”的名字,當很多第六代導演都日益擁抱市場和體制時,你似乎仍堅持電影的“夢”的屬性,你是如何看待同代人的電影追求以及自己在這個時代裏電影位置和作用的定位?
婁燁:“夢”是非現實的,“工作”是現實的,這兩者正好是構成了電影的屬性,好的電影都是這兩者的平衡。每個導演是不同的個體,我覺得導演擁抱市場和體制都沒有錯,也沒有什麼不好,但如果導演不願意擁抱而不得已或者被迫假裝去擁抱,我覺得這就不好了,這就有些可怕了。
我認為真誠的擁抱和拒絕一樣都值得尊重,對不同個體抉擇的尊重才能夠使得我們的社會更豐富多彩,才會有彩虹。從這個角度說,我很希望也很滿足我的電影能夠成為豐富多彩的中國電影中的一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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